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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九世纪海盗称霸南海的大航海时代,清朝有什幺对策?

藏宝传说

从香港沿着海岸线往西前进约一百六十公里左右,有座岛叫上川岛,是广东省最大的岛屿。这座岛面对太平洋,位于通往东南亚的国际航线上,挟着一处狭窄的海峡,另一侧就是珠江三角洲。长满亚热带植物的小岛周围,有多达十二处的沙滩,令人屏息的绿白沙滩,与湛蓝的海水呈现强烈对比。位于小岛南侧的沙堤港,是个繁荣的渔港。

关于这座岛,有个传说。相传这座岛跟周围的小岛,有十几处洞穴藏着海盗抢来的财宝。海盗的头目名叫张保(也有文献称张保仔)。这名男子在十九世纪初期横行于广东到越南的海域。据说他为了记得财宝藏在哪里,还将藏匿的目标编成顺口溜记下来,其中一则是「橄仔对娥眉,十万九千四」。直到现在,都没有人找到那些财宝。

要谈论留下藏宝的海盗,就得回溯到十八世纪。十八世纪中叶,东欧亚海域较之前的时代显得平静,中国在清朝的统治下号称盛世,日本则在幕藩体制下控制对海外的交易,也就是陆上政权压抑海上世界的时代。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,就是「海禁」的时代。

海路做为运输大量陆上物资之用,日本以日本海做为北前船的航线,成为物流的大动脉;中国则为了维持大运河,虽然禁止了江南到华北的黄海路径来运送穀物,却在运送粮食、盐等国家重要物资时,在南海以海路运输。此外,从东南亚的暹罗有运送米穀的船舶前往广州。沿海地区与海外的交易也很活络,十八世纪中叶从广东、福建航行前往东南亚的商船,一年超过一百一十艘。至于从欧美来到中国的商船,一七二○年左右一年才十几艘,但到了一七八○年代则达到六十至八十艘。

南海沿岸的渔民之中,有不少为了讨生活,在海上攻击航行的商船或官船,抢走船上的货物。至于海盗活动的据点港口,很有名的是位于接近越南与中国边界的江坪。这个靠近国界的港都,同时住了越南人与中国人。目前江坪成了防城市江平镇,有大约一万八千名的越南裔居民,登记为京族。

这个港口位于航线上的重要位置。航行于南海的多数船只,都不走危险的海南岛海岸这条路,而是穿过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的琼州海峡,经过江坪海岸。海盗从江坪出海,抢劫航行于海上的商船,一旦发现有官方船只就立刻逃进港口。江坪不容易从陆上接近,就能轻鬆躲避中国官兵的取缔,加上接近边界,一有状况乾脆逃到越南,销声匿迹。

海盗的活动之后虽然没有绝迹,但规模变小,也没有组织性,只有零星事件。因为清朝平定了占据台湾抵抗的郑氏政权,加上日本江户幕府对与海外的交易严格限制,一股有别于陆上政权且有组织的势力,从此从海上消失。

十九世纪海盗称霸南海的大航海时代,清朝有什幺对策?
南海的海盗活动範围
清朝的对策

清朝虽然有心取缔海盗,却苦无有效的手段,原因之一就是清朝在十八世纪并没有将重心放在沿岸警备上。

清朝的军队是由八旗及绿营构成。绿营是在清朝成立当时主要由吸收明军编制的军队,之后持续招募汉族士兵,维持近六十万人的规模。以绿色旗帜为标誌,与八旗区隔,因此也称为绿旗。绿营隶属于总督、巡抚,主要的任务就是守备与维持治安。派驻在各地的八旗称为驻防八旗,一般来说与绿营分属于不同的指挥系统,但在广东与福建的情况稍微特殊。

清朝是个从中国东北地区兴起的帝国,构成军队核心的满洲八旗及蒙古八旗并不适应在海上的军事活动。因此广东与福建则命令加入清朝政权的汉族尚氏与耿氏,守护海上。尚氏与耿氏打造一己的军阀政权并和日本等国进行交易。三藩之乱时消灭了广东与福建两藩之后,清朝将隶属军阀政权的一部分汉族部队编入驻防八旗,再从北京派遣一部分汉军八旗,让来自中央的将军统辖。有将近三千名的汉军八旗驻守在广州。

十八世纪中叶,旗人的人口增加,清朝政府为了如何让他们能保有地位而伤透脑筋。地位优先的旗人,包括满洲的旗人,以及蒙古族的旗人。当时他们相中的就是汉人八旗驻守的广东与福建。乾隆十九年(一七五四)以后,清朝政府推动了一项政策,将隶属于广东与福建驻防八旗里的汉族全解雇,空出来的位子分配给满洲八旗及蒙古八旗的兵员。这个人员配置更换的结果,造成精通海上防卫的汉族兵员变成极少数。在海盗横行的十九世纪初期,广东只配置了四百七十名隶属八旗的兵员,至于舰队,有运输穀物的船只一百三十五艘,而且很多都需要修缮,据说在嘉庆十年(一八○五)实际堪用的只有五十七艘。

另一方面,来看看广东的绿营。沿着海岸每六、七公里就会设置称为「汛」的警备所,每一处各有十多名绿营士兵驻守。为了对付海盗,清朝政府在嘉庆十年让驻防将军握有绿营指挥权,但真正能对抗海盗的军队,估计最多只有一万九千人。特别受命讨伐海盗的总督,虽然向清朝中央请求增设海军,却未获准。最后似乎只剩下借调民间船舶的方法。嘉庆十三年(一八○八)之后,为了扫蕩海盗而仓促成立的舰队,屡屡遭到张保指挥的红色帮击败,士气尽失。

嘉庆十四年(一八○九)受命出任两广总督的百龄,採取将海盗困在海上的政策。他下令全面禁止民间船只出海,将以往以海上运输的穀物及盐全都改为以陆路运送。加强对沿岸村落的监视,不但要求百姓义务定期报告海盗的状况,还让地区领袖组织名为「团练」的民间警备队。这项政策逐渐奏效。为了取得粮食等必须物资,海盗得经常攻击沿岸村落,招致地区居民的反感,过去曾和这些海盗做生意的地方有力人士,至此也断绝彼此之间的关係。

海上主角更换

张保这群十九世纪在南海活动的海盗,与十六世纪王直等倭寇,还有十七世纪的郑芝龙与郑成功,个性方面有着根本上的差异。王直与郑芝龙,以海上世界为背景,进行远距交易,在历史上扮演着为跨国交易注入活力的角色。相对地,张保等人袭击进行远距交易的商船,使得海上交易停滞。在东欧亚海域吹起一阵新的交易风潮时,他们最后的命运只能从海洋这座舞台上退出。

十九世纪的南海,出现了过去没有的船只。英文叫做「country ship」,是往来于印度及广东之间的英国船。相对于与英国本国进行交易的船只,这种船因为是进行地方交易,所以才叫这个名字。中文称做「港脚」的这类船只,多数使用印度的柚木,在孟买打造,从孟买或加尔各答出航。

十八世纪,这类港脚船的船体变大,有些甚至达到一千两百吨,比英国东印度公司持有的社船还大。因为船体高于水面很多,即使靠近也很难直接跳上船,加上结构坚固,还能反弹海盗打出的砲弹。海盗的中式帆船在海上战斗时能打赢葡萄牙船,跟港脚船却没得比。进入十九世纪后,在南海上的交易就交给这类船只。

海盗虽然不常攻击英国船,但因为海盗猖獗,使得在广东的交易停滞,英国东印度公司认为海盗妨碍了与中国之间的交易。另一方面,虽然切断了海盗与陆上的关係,却始终找不到讨伐手段的两广总督百龄,也想到借助欧美的力量。一八○九年,百龄透过公行商人探询英国是否可能出动港脚船来协助讨伐海盗。

同年西曆九月,港脚船「水星号( Mercury)」配运二十门加农砲、五十名美国义勇军,加上中国军舰六十艘,共同在香港岛周边执行作战。海盗在重砲轰击下无计可施,从海上被赶到退避进入珠江。英国要求百龄进一步扫蕩海盗,但这项要求却没实现。因为英国在生意上的竞争对手,也就是在澳门的葡萄牙势力,对英国过于强大的势力感到害怕,提出要自行讨伐海盗。中国官员则判断外国人竞争下对中方有利,于是终止了与英国的交涉。

面对英国的港脚船逐渐居下风的海盗,虽然无法直接交火,却开始感觉到是时候该收手。百龄眼见时机成熟,便策划让海盗之间起内讧,一方面祭出吸纳海盗成为武官的条件,引诱首领投降。

之后黑旗与蓝旗的成员先打破海盗间的联盟团结,之后投降的更攻击其他集团,想立下战功当作见面礼。海盗的联盟一下子瓦解,张保也终于在嘉庆十五年(一八一○)投降清朝,获提拔为海军指挥官。据说他的妻子郑一嫂,则以过去当海盗赚得的资产,悠闲自在度完余生。

投降之后的那群海盗有什幺发展,目前无法了解详细的状况。但推测有很高的机率跟来自印度的鸦片走私有关,新的交易活动再次吞噬了海盗。

相关书摘 ▶从蒙藏角度来看,清朝皇帝不但是继承元朝谱系的大汗,也是藏传佛教的施主

书籍介绍

本文摘录自《海与帝国:明清时代》,台湾商务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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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上田信
译者:叶韦利

此书一改欧洲观点的霸道史观,重写征服、开发、文明化的西方论点,用鲜明的人物生平,重构五百年明清时代:一直以来,西方史学界对于中国明清时代的评论都不佳,从黑格尔的停滞论,到二战后费正清的「冲击─回应」论,甚至连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中国史学家们,本身也将明清所属的十四至十九世纪归类为「封建制度的末期」,是一个封闭又陈腐的时代。

然而以往的评论观点,都是以「陆地」出发,如今,我们以海洋上发生的运输、交流和贸易等层面,重新评价明清帝国,并发现在近代中国被评为负面遗产的「朝贡制度」,竟是当时维繫东欧亚地区秩序的最佳经贸体系。

自元末至鸦片战争,一三五一年的红巾贼之乱到一八五一年的太平天国,横跨五百年,明清王朝在各种层面上承袭原生北方大地的蒙古帝国,超越了自秦至宋的中华框架,无法单纯用中国朝代史或欧洲开发史来定义,我们将从海洋对帝国的影响,重新评价明清时代在全球历史中的地位。

十九世纪海盗称霸南海的大航海时代,清朝有什幺对策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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